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90年代的一个医院的社区大院里，非要提这一点，因为这件事跟朋友们解释起来很麻烦——譬如说，我会告诉他们，我家在医院里面，但他们会半天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不是在搞什么后现代比喻，我家字面意义上就在医院里面——我指的是，你进了医院大门后，往后走，路过了外科楼和内科楼，然后旁边有一排赫鲁晓夫楼，离停车场最近的一栋楼就是我家，我就住在五楼。这个医院的老院长（已经老年痴呆），老党委书记（已经去见了马克思），以及曾经的各类职工（医生护士什么的，有的贪污有的没有），以及他们的家属（有的发财有的没有）都住在这里。这个情况是成长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小朋友们难以理解的。
不过，因为本文的重点不是对国企/半国企出来的大院子弟搞精神分析，所以这个背景并不重要，我会在下一个鼻子发炎的晚上专门写这个话题，今天想花点时间谈一些简单的东西：所谓资产阶级的性格。我不会从什么闪米特文明开始讲起，仅仅做一个短篇的介绍。
但匮乏经济学的后遗症远比国家计委的老官僚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直到2025年的今天，还是会有待业青年把“小布尔乔亚”这个词挂在左边，用来评价在经济生活中远比他们成功的同龄人。公平地讲，学会分辨口红的颜色或者咖啡的味道着实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劳动，特别是如果你不想只停留在消费，而开始制作色卡或者自己种咖啡豆的时候，已经可以让98%除了读书和放屁之外什么都不会做的的左人大脑过载（牛吃进去的是草，拉出来的奶，大字不识一个的红脖子也明白生成和消费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本篇文章不会使用左派的术语表。

婴儿会以为可以用哭声召唤无所不能的上帝（奶头），小朋友会以为自己成长的那个社区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即便是在成年后还会用同样的思考模型去解释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选举或者骚乱。我同样不能免俗，因为大院社区对我而言无限接近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需要刻意摘掉这幅眼镜，才能——熟悉洞穴预言的读者会发出警告，肉眼看到的世界不过是月上的投影，但如果我们要研究眼镜本身的话，刚刚那个动作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表演。
大院子弟的生活单调又枯燥，几乎是为了适应将来更加乏味的国企生活进提前演习。大院内好似贾宝玉的大观园，大院外则是被称为“社会”的霍布斯世界。但因为改革开放摧毁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就像《遗落的南境》中所描写的那样，“隔离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留给大院人格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小，而在两者的夹缝中，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出了资产阶级的人格。
因为小时候的伙伴都来自相似的阶级，所以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大概是在高一的时候。有一个来自另外宿舍的同学来我们宿舍参观，对我的书架啧啧称奇——与一般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男生宿舍的整齐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所以东西都被摆在恰到好处的位置，甚至不需要宿舍管理员的提醒大家就会叠好被子，而且四张床（我们是上床下桌）的枕头都朝着窗户，被子都朝着门，这意味着每个人睡觉的朝向都是一直的。而且在每个人的桌子下面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垃圾桶——这个可不是学校的配置，可能是一栋楼里绝无仅有的。而最变态的景观应该就是我的书架，让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把所有发下来的书，按照一定的顺序全部排好，再加上对应的辅导材料和模拟题，正正好能严丝合缝地卡住整排的书。我们的下桌的部分，一共有三排可以放书的地方，我故意把第二层卡死，第一层（也就是桌面那一层只放今天要看的书），第三层（最上面那一层）放闹钟和摆件。现在回想起来，对于那位应该是来自县城的同学来说，这个场景着实是有一点超纲了。
在解释高中宿舍的情况前，我要说明一下大学宿舍的情况，相对于重点高中的宿舍，大学那个地牢般的宿舍对我而言是一次大降级。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刻意为了保持宿舍的干净和卫生做了很多工作。譬如说，继承了高中那种近乎强迫症的摆置方案，以及每天打扫一次的习惯。而因为室友们多来自县城或者地级市，这个每天扫一次宿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和用Linux一样不可理喻，于是最后就变成了我专门负责宿舍的卫生——我指的是，东西放哪（特别是阳台那边放什么），怎么放，什么东西扔掉，什么时候杀虫，什么时候清理厕所，都是我这个独裁者说了算。而就像99%的中国人都认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一样，我的室友们对我的独裁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后搞不下去是因为我不堪重负去租房子了，和我将无我的习近平还是差了一些。
回到问题的起点，我在刚刚进入高中宿舍的时候，还没有脱离那个医院社区的氛围（默认身边的一切都应该以我为中心运转，非常的中二病）。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后，我在某一天晚上（在被子里）撸完管后，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把宿舍从头到尾打扫了一遍，着实让四位室友吓了一跳。第二天，我宣布，这个宿舍到底该谁在什么时候去打水，谁在什么时候去扫地，每天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被子和枕头怎么放——以及，为什么你他妈的不能把你的脚对准我的头睡觉！四位室友中能理解我的那位，后来我知道他住在城里的手表厂社区，相同的阶级背景直接让我们惺惺相惜。另外两位一开始受不了我的专制独裁，决定任性到底，但在见识了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病态强迫症后，他们服了——给我乖乖扫地。
别的寝室或者是因为要评什么模范寝室，会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大扫除一次，我们寝室则是在我这个皮诺切特的带领下从第一个月开始走向现代化。譬如说，我按照医院大院的标准搞来了消毒水和工业乙醇，还有空气清新剂和黏毛器。但器物的革命哪里比得上制度的革命？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累死，我给每个室友都安排了扫地和清洁的时间。不过，在我的专制独裁扩大到他们的私人领域之前，就有一位野蛮资本家的后代向我表示——如果你撕了我贴在墙上的泰勒·斯威夫特海报，我就跟你拼命。作为Avril Lavigne的拥趸，我是非常不屑于和这种红脖音乐迷一较高下的，但后面斯威夫特竟然称为了新右翼的icon，着实是让我看大开眼界。

回到高一宿舍，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宿舍经常有其他班级或者年纪的学生在午休的时候过来串门——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个斯威夫特粉丝买了很多杂志，经常有人找他借阅；那个臭脚哥（最后也被我强制每天用药水泡脚才能睡觉）收藏了很多装满了A篇的SD卡，经常有人找他借阅；还有手表厂的眼镜哥精通电子设备（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收我卖，是高中时代的一段佳话（但最后同样的阶级背景还是敌不过分赃不均，资本主义的大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来了一位其他班级的同学，明显能感觉到已经快一个礼拜都没洗澡了——我的雷达疯狂闪烁。他应该是来借av的，但也认识眼镜哥，最后把我们宿舍转了一圈——我当时应该是在装逼地看《苏菲的世界》。然后这位臭臭哥自顾自地来了一句，真想把你书架第二层的书全部搞乱。我当时一愣，因为从来还没有人敢在我的地盘撒野——说句实话，这应该就是资本主义人格的觉醒时刻，因为如果你骂我全家都是无所谓的，但这个书架的摆放显然是某种与我的人格高度吻合的触发器。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好家伙，臭臭哥的鼻毛下面还有绿色的东西，我立刻在心里向佛祖哈耶克祈求保佑，最后是眼镜哥送走了不速之客。

如果不是时间有限的话，我可以把故事无限地衍生下去，譬如说为了要把桌子和墙角对齐，然后用锤子把墙根的装饰物一个一个敲下来；还有因为要保证不能让排插接排插的铁律（这个在我看来是对资本主义之神的最大亵渎），我是怎么改造越南人在日本的一个佛教集会所的——其实我很自豪，起码发生火灾的概率大大降低了。当然，最疯狂的我和左翼的短兵相接还是发生在研究生的课堂上，当老师希望学生们为日本社会接纳移民建言献策的时候，有90%的学生（我们一共10个人）都提出要更加宽容地促进外国人共生，只有我不合时宜地写了一个无比详尽的分类表，认为日本应该按照年龄、出生地、犯罪记录、政治倾向，对移民进行严格的审查，我说完后先是全场鸦雀无声，然后一位德国学生隔了半天说，“好像我们那搞过类似的”。
不要误会，我没有从朴正熙进化到希特勒，只是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天然存在一个比内容更加明显的结构。资本主义人格驱使我做的是，把一切都按照这个结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捋顺了——就算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甚至连审美都是意淫出来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稍微好受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套用瑞克与莫蒂里面的那个梗，无论我的肉体去了哪里，我的灵魂从来都没有离开那个医院大院。

以下是对晚期症状的总结：

A. 如果一个东西有一套，那么一定要收集齐。
B. 如果一个东西不成套，那么要找几个和它类似的让它们成套。
C. 你可以欺骗自己能忍受混乱，但这个只是为下一次更大的爆发埋下伏笔。
D. 买过一个装Switch游戏机的盒子，因为这个盒子里面有很多洞——对应着精英手柄，和其他我没有的配件，最后我因为要把洞填满，直接把所有配件买起了，然后再也没有打开过。
E. 快感 - 空虚 - 填补空虚 - 快感 - 空虚的永恒轮回。
F. 最后会汇聚为一种破坏一切的冲动，为的是一张白纸好画图，即破坏与秩序的统一。
G. 《土拨鼠之日》是一种恩赐，意味着每天都是新的，计划好一切后，第二天就可以推翻并且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