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两年前入学考试的时候闹出过一个笑话，大概就是我和几个教授介绍自己的专业，我想说的是“社会学”（しゃかいがく），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想装逼补充一下英文，就把自己的专业说成了“socialogy”——这个socia的来源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后面给我加上了logy。我的指导教授当然知道我是一个装逼不成的傻逼，就很尴尬地用手摸了一下脸；旁边的女老师忍不住笑场了，还有一个日本的老教授似乎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还继续给我提问。不过，之所以把Sociology和Socialism混在一起，我觉得我主观上大概要负50%的责任，另外50%——就和我遇到很多问题时的处理方法一样，就只能赖给共产党了。
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在甩锅，如果我们用经典的西方三分法——个人、社会和国家来看的话，中国（就像无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到的一样）显然是缺乏了社会这个中间层——在美国太上皇最有可能完成和平演变的2012年，NGO、工会和教会在中国的南方省份拔地而起，俨然一片东南互保的架势。好在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习近平很快就用他的铁拳把这群牛鬼蛇神砸成了稀巴烂，让还未诞生的社会——再次回到了党妈的子宫。
在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学，是一种离奥威尔比较远，离王小波比较近的行为艺术。但既然本篇文章的读者并不是三位教授，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来谈谈真正的中国社会学。
或者说，我们来谈谈，“社会学”在中国。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老夫子的这句话翻译为现代汉语的话，庙堂等于国家；民等于平民（百姓）；君指的是习近平；江湖——最贴切的翻译应该就是“社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作为江湖的社会。
打小起，我就能从长辈那里听到，哪个亲戚家的小孩不好好学习，去“混社会”，结果进了少管所差点被打成残疾人。我偷懒不做功课的时候，也会被长辈教训，“现在不好好学，长大进了社会，有你的苦日子”。新闻里常常播的是“王某纠集社会闲杂人等（有时叫作社会青年）在昨日五时对女子施行了轮奸行为，严重危害治安”。就连大院里的停车场也看到一块牌子写的是“社会车辆”——对应的自然是公家车。没错，和社会对应的词，或者叫反义词，就是体制。
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医疗系统的大院，在那个商品房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老房子从一楼到顶楼住的都是医院里的职工。有领导、有医生，还有护士，每个人都是体制内的自己人。但随着我年龄见长，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神州大地，小学的某一天，我的母亲这么叮嘱我，小心点，楼上的童爷爷家搬走了，现在住着的是租房子的社会上的人，不要和他们讲话。而就在几年后的一个晚上，数十名持刀青年杀进了医院，要报复藏在外科楼的一个——这里我的记忆出现了模糊，我其实并不清楚他们想砍死那个医生还是那个患者。总而言之，一向平静的医院大院也爆发了一桩血案。父亲说，这些都是社会上的败类，不光游手好闲，还弄出了人命。
电灯熄灭，物换星移，泥牛入海。随着医院职工们一个个离开了破旧的家属楼，住进了崭新的商品房，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成为了我家的邻居——像父母辈这样的体制内人士反而沦为了社区里的少数派。但他们（作为体制内一分子）对社会的优越感却始终有增无减，并且也希望把自己在体制的那一套做派传给下一代（譬如说买电脑还要找熟人、找关系，觉得淘宝上的那些买家都是“社会上的”，不靠谱）。当然，在看到自己的初中、高中同学，包括各种亲戚在社会上混出了名堂的时候，酒桌饭局上的主题又很快就转进到了对他们的诅咒，以及——我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们不会去做医药代表发财，去发那些没有良心的财。但事实上是“社会人”一年换一辆新车，守着旧体制的人每天还要担心会不会因为“公车私用”把自己送进去。
看穿皇帝的新装从来都是小孩的专利，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俄底浦斯情结会直接将他们推向体制的反面——父辈的失败在于他们不够狠不够黑不够下三烂，安·兰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开胃菜，包拯和周本顺的以黑治黑是调味料，我们真正羡慕的是俄罗斯寡头的那种把国家资源卖给西方资本的权力炼金术。如果说父辈是敌视社会，那么在狂飙突进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我，心底里唯一一个想法就是利用社会。NGO、教会和工会，他们就像是下蛋的老母鸡，如果你早早就能预知共产党杀鸡取卵的阳谋，那么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去为鸡蛋估个好价钱。
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习近平同志的横空出世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包括了改革开放干部、拥抱熊猫派和民主党的代理人），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看来，社会是必须被管起来的——否则宁可毁灭它，也不能让它干扰到党的统治。因此，差不多就在公知们哀鸿遍野的时候，父辈们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曾经的摇滚青年被迫放下吉他，陪公司老总（同时也是人大代表）看三大战役的老电影；曾经的社会青年也学乖了，默默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和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实人结了婚（祝他们幸福）。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屡创新高，中国青年的考公率也屡创新高，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体制似乎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的话，似乎这个谎言能永远维持下去，富士康工人的集体出逃的视频堪称是现实版的《我是传奇》，足以让任何头脑清醒的列宁党人吓的胆战心惊。为什么那群人会成批成批地出现在公路上？我们的干部在哪里？我们的党在哪里？警察和军队在哪里？他们显然没有被系统登记、没有被许可，但他们仍然活了下来——他们自己活了下来，而不是被党允许活了下来，单是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假冒伪劣共产党和苏联正牌共产党的区别——就算有现代高科技的加持，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前者不到后者的零头。
同样的一场武汉肺炎，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看到的是，共产党在核心城市里搞“大白恐怖”，上海市民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波助澜下搞“白纸革命”，但他们都注意不到的是，在非核心城市和广阔的农村里，社会/江湖的生活方式正在像细菌一样自发增长。中国共产党永远只能管那些愿意被管、自愿被管，生来就要想做奴隶并且嘲笑自由人“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用孔子时代的说法，共产党只能管国野之别的国人，管不了野人。

“长城之外”，这里是共产党的触手触及不到的地方，存在着的是连习近平本人都无法想象到的黑暗扭曲。共产党的毛细血管统治触碰到这里，不是被感染发生了变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打黑和反腐永远无法结束），就是被吞噬殆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扶贫和人口普查就是笑话）。就在2000个大学毕业生共同竞争1个公务员岗位的时候，湖南省财政厅长在自己的单位楼被从窗户里请了出去，然后粉身碎骨——这是对未来的最好预演。
很显然，江湖本身的历史比（士大夫所写的）中国更加古老，社会既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发秩序会完成对系统设计的胜利——摄像头和健康码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劣化版的航天飞机坟场。苏联剩下的是寡头，中国剩下的是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