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的某一个下午（你可以理解为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所谓的中二病高发期），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想法——活着真的挺没劲的，为什么大家不去自杀呢？请打住一切关于存在主义的念头，而且这也与最近才在中国又没火起来的Thomas Ligotti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意思是，可能是第一次，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劣等品。类似的东西在《上帝之城》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但尚为初中生的我不可能上升到奥古斯丁的高度。我只是单纯地觉得，其实不仅是我，而是身边的所有人，他们在理论上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既包括了我的好朋友，也包括了经常体罚学生的老师。但因为某种原因，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去主动地追求那个更值得过的生活，而是强迫自己接受现在的假的生活。
于是，我在那个下午，大约15年前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初中生和高中生，如果他们足够聪明的话，肯定会自杀，而且是成批成批地自杀”（当然我本人不可能自杀，否则我就不会在今天打字了）。我记得我之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长辈和同学，长辈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理解这件事（由此可见经验与年龄无关），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信仰。与此同时，我的同辈里也鲜有人真的理解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指的不是由于课业太多太累了去自杀，也不是因为被老师批评了去自杀，更不是因为被女朋友甩了之类的原因去自杀，而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这么继续走下去的话，迟早所有人都会完蛋。我当时的想法和现在流行的“内卷与躺平”还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是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唯GDP论：课本上虽然教的是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我逐渐转向了耶稣基督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换句话说，我觉得我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小粉红，就是因为在这个节点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分道扬镳。
陈嘉映在《何为良好生活》里面从正面的角度去回应了类似的问题，可惜他老人家因为还要在中国教书，所以也不敢过于张狂。虽然初中时候的我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但随着年岁渐长，以及不断有各种社会新闻给我送来素材，让我得以从反面去回应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新闻大概有两个（原文我记不清楚了，但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的做题家到了美国硅谷混到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却还是怀念自己在高中时候一天只睡4个小时刷题当卷王；中国企业在国外“虐待”中国员工让外国政府友邦惊叹，你们的工作环境还不如18世纪的奴隶制（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巴西政府起诉比亚迪，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故事的剧情一般就是中国企业把国内那种一个房间睡12个人的猪圈式管理带到了欧洲或美洲，被当地人扣上反人类罪）。
我记得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讨论过类似的现象，也是某个北美大厂的中国员工抱怨企业的工作环境太好（你没看错，是员工抱怨企业对自己太好了，有各种福利和休假之类的），他在移民论坛（一亩三分地）里面怀念自己过去从河北到北京每天四个小时的通勤。我记得我把那个帖子前前后后读了10遍，一开始是怀疑自己的语文水平，然后开始怀疑人生——见过变态的，没见过那么变态的，美国人把你当人看，你非要把自己当畜生，我真的服了。
在做出那个预言的15年后，可以基本肯定，我当年的预判是正确的——其实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上看到了三个初中女生结伴自杀的消息。上次回国时也和（不幸）从事教育行业的同龄人，以及过去不理解我的长辈聊了一下，结论是小学生和中学生自杀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另外，我也问过一些晚辈，在他们口中，有人自杀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学校会在学生自杀的时候放几天假（可见那位自杀的同学真的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什么化作春泥更护花了）。而随着自杀率攀升的是，全国各地模仿衡水中学的各种超级监狱中学拔地而起，原本口碑良好的学校（譬如说我的母校）也被迫加入这场军备竞赛。这类中学的居住环境和上面提到的那类企业非常类似（这里可以插入一个话题，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中国人多的地方，街景看上去都会非常的压抑，譬如说纽约的Queens Plaza或者东京的池袋，算是把中国新一线城市的审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外国），让人很难不产生一种联想是：你在中学里面受苦，就是为了在厂里受苦做准备。于是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更老的母题，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吃更多苦”——老中们会用类似“延迟满足”这样的神话去自我欺骗，仿佛当下的压抑是为了未来的那个释放——但共产党的“SM学”会告诉你，当下的压抑是为了未来更多的压抑，不仅你这辈子从生到死都是奴隶，而且还要把奴隶的烙印子子孙孙地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