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算是来补充一下之前没有说完的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难度是在中国（泛指华语世界），左和右的定义已经完全混乱了，以至于我那位社民党背景的教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特别提醒中国同学——外面的世界和“你们的世界”不一样。
且不管他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学术传统还是欧洲中心主义作祟，在本篇文章里面的左和右还是采取了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虽然经过了金里奇和特朗普的折腾后，西方本身也处于混乱之中）。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右翼通常是保守、传统、家庭、小政府、低福利，更接近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左翼通常是进步、平权、个人、大政府（这个并不矛盾，以拿破仑三世为例）、高福利，更接近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再分配）。
如果要举出更多的例子（符号）的话，我们会说，和身份政治的有关的组织一般都有左翼的标签，譬如说同性恋平权、少数族裔平权、原住民平权和女权，通常被归类为左翼，他们在经济上往往占据了中产阶级的生态位，所以如今的左翼也可以被庸俗化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流行文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老左心心念念的工会或者工人组织（可以参考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足球迷），在2025年的现实政治中通常被归类为右翼或者极右翼。其他的右翼符号，最典型的当然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既包括了最穷的穷人，也包括了最富有的富人（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如果要画一个图的话，右翼从上方和下方两个维度同时夹击左翼。换另外一个说法，你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左翼则同时试图向上突破和向下渗透。

有一位智者在点评特朗普的福音派支持者时说过一句俏皮话，“耶稣基督本人可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照当时和现在的分类，他应该都会投给桑德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倒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用魔法施展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后，他没有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家那样，把低价进口的美国种子高价卖给贫下中农，而是直接给他们发福利，喂饱了5000人（因此在大城市里给流浪汉发食物的NGO比乡下的小教会更加接近耶稣本人的传道方法）；也不是因为耶稣曾经痛斥一个富二代，“你现在不把钱捐给穷人，将来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你极有可能会在这个天堂里面见到巴库宁和赫尔岑，应该见不到拉斯基或者马克思本人），而是因为——和许多当代的邪教教主和摇滚明星一样，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一句保守派恨不得把它从《圣经》里面删掉的话：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世界上最能对这句话感同身受的，应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小兵——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子女举报父母是反革命，学生举报老师是反革命（或者干脆直接上铜头皮带），单位的下属举报领导是反革命（这个倒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许多国有单位的领导都是国民党的前朝余孽），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都被颠倒了，难怪有人会说共产党是一个倒着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会。从解构一切现存秩序的角度来说的话，毛泽东的确比刘晓波更能胜任“耶稣在中国”的头衔。

闲话说的有点长了，但如果你真的要讨论“左派的用途”这样泛的话题，的确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铺垫。就像你讨论“基督教的用途”会惹毛基督徒（以基督教为信仰/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一样，讨论“左派的用途”也会惹毛左派——因为你把别人的信仰/目的降格到了和卫生纸差不多的地步。当然，除了平时上完厕所用来擦屁股外，卫生纸在生活中的妙用多到数不胜数——譬如说一个电影里的经典桥段就是有愚蠢的匪徒试图用卫生纸做一根绳子从楼上速降下去躲避警察的追捕（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卫生纸是不足以承载他的体重）。如果我们按照上面的逻辑，把耶稣基督当成人类历史早期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能迎刃而解了，毕竟他老人家亲口说过：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这句话和大部分的圣经典故一样，都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我们先说从耶稣的原意出发：一个健康的社会用不着左翼，有病的社会才需要（病情可以用贫富差距、恩格尔系数等参数来测量，也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全球化导间接地导致了左翼兴起）；温室里的花朵只能理解《资本论》的皮毛（参考大学里的课程），挨过社会的打才能明白为什么列宁同志要解放全世界。
随后，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反面（在神学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东西可以构成耶稣的反面，上帝是完满的善；任何恶都是因为善的不足，因此恶无法构成善的反面。不过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以本丢·彼拉多为代表的世俗政府足以构成耶稣的反面）来说：健康的社会是没办法被左派解构的（罗马共和国是不怕基督教来腐蚀的），有病的社会（面包与竞技的罗马帝国）就像变质的食物会吸引苍蝇（希腊化的知识分子）一样，专门吸引左派来解构（可以参考整个中国社会以及美国的大城市）。
如果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个人视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成长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上升期，那么他不太会需要左派（也有可能是大学时期读了一些激进小册子，然后毕业后照常去银行工作）；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都能交到现实中的朋友的话，那么他不太会需要左派（也许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也不需要魔兽世界，就像残疾人会用到轮椅而一般人不需要一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中国网络左派的男女比严重不平衡——齐泽克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个知心大姐姐的角色，日本AV和精神分析的无缝衔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更低配一点，有现实中的性幻想对象的话），他也不会需要左派。如果非要用理论来包装一下：那个通常被用邓巴数来圈定的社交范围，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存环境（即“部落组织”），如果你的周围存在一个类似的“部落组织”，或者你老人家天纵奇才自己就是某个黑社会小团体的领导，那么你是不需要左派的——与之相反，如果你是现代大城市原子人（右翼会丑化这类角色，把他们塑造出类似帕特里克·贝特曼的反社会人格），那么左派对于你而言就有天然的吸引力。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如今的中国有那么多左派。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病的有多深——你可以说一般的腐肉不会吸引那么多苍蝇，你只有在旱厕里面才能找到那么多蛆；你也可以说这个病人真的是快没救了，因为几百万个医生一起会诊都给不出任何答案。
如果抛开比喻，更加现实的是，从美国归来的气象学博士（赵祥睿）带了一箱马克思读物（英文原版，价值不菲），然后被清华大学的党委训导员吓的自杀；职业技术学校的青年（徐加金）在进行张献忠式的无差别袭击前，写了一封“人民万岁”的遗书，然后从草丛里面跳出来砍死了八个喝蜜雪冰城的女同学——我们共享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篇文章已经快结束了，但似乎还没有谈到左派的用途。其实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本博客虽然一直以“右狗”的立场自居，但往往文章里充斥着左派的学术观点和名言警句，这倒不是因为我要秀一下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认为的“左派的用途”就在这里——假如你是一个有哪怕一点点智性追求的人，应该都不会对查理·柯克有任何兴趣，就更别提和他这类人辩论了。右翼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理论，类似红脖子造不出原子弹，必须请教私人生活败坏的托派分子奥本海默先生。就算右翼提出了所谓的理论，也是对（通常是几百年前的）左翼理论的抄袭。
右翼在理论上的弱势不可怕，可怕的是右翼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有弱势。我们会说左翼的理论是拐杖、轮椅，但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人这个可悲的生物天生就是残缺的，在精神上尤其如此，可以参考芝诺悖论（庵野秀明的动画片和钱锺书的小说在表达这个主题时稍逊一筹，阿里斯托芬的戏剧有更精妙的阐释，也间接导致了某个大知识分子的死亡）。在这个层次上，如果全人类（相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都是瞎子或者聋子的话，那么左派（基督）的立论就成立了，和无数左翼青年在幻想中的场景一样，左派（基督）的唯一作用，的确是来拯救这个邪恶堕落的人类/世界/社会。
因此，我们要回答的一个真正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其实值得被拯救。
我曾经听过一个关于大卫·哈维的故事，可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各位共勉。据说哈维在年轻时候曾经参加了美国一个综合性智库的研讨会，在里面技惊四座，让许多本来反对他的保守派议员也啧啧称奇。后来有人问他，“您说的太好了，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些观点？”。哈维在他的下一本书中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顺便提到，“这一切都来自《资本论》里的一个脚注（“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但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是马克思说的，所以我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