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大概有三个，其一是因为下班后无所事事产生的焦虑感（这个本身已经非常奇葩了），其二是阿姨之前在视频中反复说的文明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后是看到了一个《伤仲永》被移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旧文。非常明显，这三个话题其实共同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兑现自己的智力。如果要用比较时髦的词汇，也可以说成是“知识变现”或者“内容付费”。

我这次不想说太多和自己有关的东西，我的那种焦虑感，如果给非洲的部落民知道了，一定会被判断为是鬼魔附身后中邪了，需要萨满的执行传统仪式；如果交给硅谷的炼金术士来处理的话，估计会被推荐去报名一套和Boredism有关的心理课程；最后，如果要让一个党委书记（譬如说陈云）来“治病救人”的话，八成是要苦读毛泽东选集，根除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格的顽疾。

又因为阿姨本人就是一个无根游士——被抛出了乡土的知识分子，既是作为社会凝结核的“土豪”的对立面，也是他自己最鄙视的那种人，所以他对知识分子的解读非常深刻。如果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像弗吉尼亚的华盛顿或四川的刘文彩或者河北的孙大午那种庄园主，是一个家庭里本本分分守着祖宗基业（这里指无形财产/德性）的长子；而类似苏格拉底（从这一点来说，城邦对他的判决是公正的）或马基雅维利或绝大部分犹太哲学家（我不是搞种族主义，只是很多犹太哲学家自己也承认自己没有祖国）或法国小说家或者刘仲敬和我本人，是一个家庭里不受规矩拿着祖产去妓院里面挥霍的小儿子。

阿姨的框架简单明了，如果一个社会土豪兴游士衰，说明这个社会处于德性的积累期，入大于出（可以参考罗马共和国或东周）；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土豪衰而游士兴，说明这个社会处于德性的消费期，出大于入（可以参考罗马帝国或者清末民初——所谓的民国大师以及毛泽东都是清朝两百年儒家伦理的消费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我小时候就听长辈说过《伤仲永》的故事，远在上初中从课本中读到王安石的原文之前。这可能是因为我也是少时略显聪慧，长辈怕我走上了方仲永的老路，以此劝解。但无论是长辈，还是教科书的编纂者，现在的短视频制作者，甚至是王安石本人，他们其实都是相当变态的——我们不要忘了王安石也是一个试图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摧毁民间社会的鲁登道夫，顺便还坑死了他的老板。因此，要想理解《伤仲永》的故事，必须先从“官家社会”中把自己抽离出来。

第一个让我对这个现象产生了基础反思的，可能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正好是在学习这篇课文的那个学期（我的记忆没那么清楚，所以这里是我是为了戏剧化效果加上的），有一次模拟考试的作为题目应该就和读书有关系，我们班一个同学写了类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虽然那个老师还是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给他打了高分（这里声明一下，这个同学不是我自己哈，我那个时候没这么会考试），但却在课堂上说，“说点题外话，我个人并不觉得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或者娶老婆，宋真宗劝大家好好学习本身是没错的，但如果读书只是为了以功利为目的的话，大家可能不会走的太远”（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把十几年前的事情回忆起来哈，所以老师的话也经过了我的重新组装）。

也是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师，有次又在教古文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几十年，中国有几千年，孰轻孰重还希望大家掂量一下。我们是中国人——指的是几千年的那个中国——如果大家不好好学古文的话，怎么能称自己是中国人呢？”。可见我的那位老师的意识形态应该和CCP推崇的东西有重大矛盾，她大概率是一个民国粉或者旧社会资产阶级余孽的化身。当然，我不会因为我现在主张中国应该分裂成十几块，分批建国独立，就去鄙视自己的启蒙老师——相反，我所接触的老师多多少少也有快一百人，唯一能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她。

人为什么要去读书——或者更广泛地讲，为什么要去获得知识呢？我的老师、王安石同志、杰斐逊、希特勒、现代左翼和右翼都有各自的答案。小时候度过一本苏联作家写的《达尔文传》，这本书的主题虽然是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考查，最后把自己的发现总结为进化论，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达尔文他老人家从小就对身边的各种东西存在疯狂的好奇心——这里必须用疯狂这个词，不是夸张，这是一种让他的资产阶级父亲感到恐惧的好奇心。另外一个例子是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在血字的研究里描述了福尔摩斯的知识范围（我记得化学和格斗都是专业级，人文类知识一无所知），但是在后面的几个案件中，明显可以看到福尔摩斯在国际政治和希腊经典方面的造诣远超军医（标准化知识分子）华生——又让我联想到麦克斯韦的名言，“我是人，不是牛，为什么我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吃草？（大概就是他向记者愤怒地解释自己的跨学科背景）”。

我大概可以想象到，当福尔摩斯开始引用西塞罗或者在国际间谍案中点出某个东欧小国的革命史时，华生脸上错愕的表情——然后福尔摩斯会说，“亲爱的华生，难道你不看书吗？”。华生当然会看书，而且还会写书，但这里就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土豪（业余选手）的关键区别。福尔摩斯估计从来没想过要去写一本罗马史，或者把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整理成一篇论文。而在现实之中，我们所熟悉的大学科层制体系内的知识分子则是——在某一块田里吃草的牛——他们还算是好的，至少人畜无害。而在中国，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下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帮助拿破仑统治动物农场的Squealer。

由于并非出生在一个大富大贵的家庭，再加上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也自然逃不过去市场上兑换自己智力的宿命——我也没脸去自比钢和泰男爵，如果条件再好一点，说不定我的结局就是那种看了四十年动画片，然后在50岁的时候写文章感慨自己浪费了半辈子的日本宅男。如果要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些宗教上的补丁，那么耶稣也的确说过“银子的比喻”（马太福音 25）。从这一点出发，让财产成倍增加既是上天堂的途径，也是被拣选的证明。

不过，我最后还是用阿姨曾经提过的一个例子来结尾，以打破很多文化基督徒的幻觉。他老人家住在亚利桑那的郊区，曾经看到有不少名校的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毕业后不去硅谷或者大城市工作，而是回老家去教会学校里教书（有工资，让我联想到了《绝命毒师》里的老白），有的就干脆自己开了一个home school（没工资，但这个在武汉肺炎的时候非常流行，所以这些家庭学校应该能拿到不少捐款）。同样的，某个台湾的工程师，台积电能给他开出比大学高十倍的工资，大学能开出比乡村高中多十倍的工资，那么他为什么要回老家教书呢？我对阿姨当时的解释不太满意（他的意思是这些人在大城市里找不到对象，我倒觉得台积电工程师到哪都不愁没有男/女朋友），但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